鲁训杂谈｜足球运动中的社会主义色彩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随着1917年在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也被传入中国，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逐渐萌芽生根，最终伴随着1921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1938年5月，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从此每年的七月一日也就被确定为了党的生日。

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足球一直都和政治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足球与共产主义的联系也一直都有迹可循。马克思在充分研究过人类的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历程之后，发现人类社会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力的不同造成了社会中人们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同，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形态，因此他设计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为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而组织劳动为核心思想的经济理论。在利物浦名宿约翰·巴恩斯的眼里，这正与足球这种运动的理念不谋而合，他表示道：“足球是一项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运动，或许在经济待遇上，有的球员会得到更多的薪水，但归根到底，在足球场上所有球员都是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奋斗，无论你是梅西还是阿根廷的一个替补右后卫。”

这位曾经在安菲尔德叱咤风云的进球机器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相比起一味注重超级巨星作用的球队，那些真正理解并实践社会主义理念的团队才能取得成功。”巴恩斯的话并不难理解，在他的眼里，超级巨星就像是社会中的上层建筑，倘若一个社会只注重上层建筑的建设，那么这个社会无疑是脆弱和不稳定的。古埃及的金字塔几千年来能够一直屹立在尼罗河畔，这无疑与它稳固的塔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足球亦是如此，有的球队一味地注重超级巨星的作用而忽视了团队努力，结果只会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团队的理念，无论是在社会还是足球这项运动之中都有其自身的立足之地。

在现代足球起源地的英国，由于国内的工人阶级声势庞大，足球也与社会主义或是与左派思想为主的改良派工党有着不小的联系。利物浦、曼联等球队都有着极深的工人阶级根基，像是利物浦的传奇名宿比尔·香克利就是一位坚定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人，他曾多次对外界表示：利物浦是一支有信仰的球队，一支为工人而战的球队。而堪称曼联教父的马特·巴斯比，也是一位坚定站在人民大众一边的左派人士。

而另一位英格兰名帅布莱恩·克拉夫，多年来他的社会主义者身份一直都广为人知，这位曾两度捧得欧冠的冠军教头多次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英国民众发声。曾有他的反对者讽刺克拉夫不过是一个“香槟社会主义者”（指那些生活光鲜亮丽喜欢高谈阔论却从不付诸实践的中产阶级社会主义人士），一向口无遮拦的克拉夫自然对于这项指责狠狠回击了一番，他表示道：“我当然是个香槟社会主义者，不过我把自己的财富分享给了人民，而有的人却只会把钱紧紧撰在兜里！”

在英国，工人阶级为代表的蓝领阶层占据了社会上很大的一部分比重，足球作为他们的重要社会活动，也难免被带进了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实际上，足球的兴起就跟社会主义运动有关，早年间英国的工业革命虽然极大提升了英国的国力，但对工人阶层的剥削也增大了社会压力。19世纪初，经营纺织厂的罗伯特·欧文在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之后开始将他的工厂改为十小时的工作制，虽然欧文的工厂最终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但由于他在社会上的奔走相告，最终在1847年英国工会提出了“十小时工作”的口号，给工人们争取到了自由活动的时间，此后又由10个小时改为了8个小时，而这些时间就成为了工人们一起踢球看球的专属时间。而且一起观看比赛，作为一个集体体会并肩作战的荣誉感也极大地提升了工人们的凝聚力，这也间接提升了工人们对于生活的激情，使得社会主义思想逐渐在欧洲大陆生根发芽。而足球的集体性、纪律性等很多方面都与工人阶层的思想价值观不谋而合，也让足球这项运动越来越受欢迎。

在鲁能，不少党员的身影都活跃在鲁能一线队教练组、工作团队、鲁能体育管理团队以及鲁能足校的教职工队伍之中。鲁能体育的发展，离不开优秀的专业人才，离不开我们多年来持之以恒的文化建设，百年俱乐部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作为支撑。早在2003年，如今鲁能一线队的主教练李霄鹏在鲁能足校参加了自己的入党仪式。邹新光和徐永来两位中方助教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而他的老队友张海涛和王军则作为队中的党员代表发表了演讲。而从鲁能青训走出的刘彬彬，在队中勤奋好学、团结队友、积极向上，在2018年通过了党组织的考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8周年来临之际，我们希望鲁能足校的小球员们能够认真贯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做一名忠于团队、忠于球迷、忠于社会的球员；而在未来，鲁能也将继续坚持中国特色青训体系建设，为中国足球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